信披通实习生 周可欣

ESG咨询顾问 张艺菲

一、何为“漂绿”

现代企业实行环境、社会、治理（ESG）战略既是全球投资者鉴别潜在非财务风险的最佳工具之一，也是实现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，生产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，推动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的商业决策考量基础。

随着企业“绿色声明”（绿色营销、ESG信息披露报告等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“漂绿”现象也层出不穷，投资者、消费者难以甄别真正的绿色企业，从而对行业产生不信任感。2022年，英国广告监管机构就建议命令英国汇丰银行“确保在未来的营销宣传中，不得遗漏有关其支持排放温室气体活动的重要信息”。汇丰银行的两则广告有选择地宣传其环保举措，而忽略了其继续资助高排放公司的事实。根据汇丰银行年度报告，汇丰银行目前资助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，每年排放相当于3580万吨的二氧化碳，且汇丰计划继续为动力煤开采提供资金直至2040年。

“广告声称汇丰银行承诺种植200万棵树，以捕获125万吨碳”

来源：英国《金融时报》

漂绿是一种在制度不健全、信息不对称背景下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，并利用信息不对称、制度不健全实现获益。然而，随着相关规制的完善，“漂绿”企业将面临公众信用降低、管制风险增加、品牌价值降低等损失，以至于严重影响行业整体发展乃至整个ESG评级体系的可信度，造成行业企业双输的局面。长期来看，“漂绿”行为弊大于利，因此企业应谨防落入“漂绿”陷阱。

其中，ESG披露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就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这种“漂绿”的风险。上文中汇丰银行的行为——公开有关其环境绩效的正面信息，而避免披露相关负面信息，某种程度上也是诸多企业在进行ESG披露时容易忽视的问题。

二、可能导致“漂绿”风波的披露问题

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主观选择性披露之外，企业还面临着诸多因客观原因而导致的披露不完善等问题。

根据穆迪投资者服务的分析报告，当前披露规则“相对繁重，并且收集、计算和处理与可持续性相关的数据极具挑战性。” 这主要由于多数指标不涉及传统财务或市场信息，而是与诸如温室气体排放和人权影响等难以直接量化的指标相关。以排放量为例，部分企业认为，收集此类数据的技术手段可获得性有限，提取数据困难，从而导致数据缺乏，无法满足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的需求。

此外，由于缺乏对披露准确度的把握，部分企业在披露量化数据时，还可能出现数据收集范围口径不统一等问题。这些披露缺陷最终都可能导致企业在不自觉间陷入“漂绿”风波。

三、企业如何通过完善信披避免“漂绿”

因此，为了避免陷入漂绿风波，企业应加强完善ESG信息披露实践，提高对外公布的信息数据质量，同时增强披露的客观性和公信力，并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：

1. 明确披露口径：万科

对于关键绩效数据，为了避免第三方计算造成的错误，企业最好应该自主披露，且清楚所披露内容的计算方法。尤其对于混业或大集团公司，明确统计范畴，包括经营范畴、指标范畴，对提高ESG评估的透明度、可信度大有裨益。

万科集团2021社会责任报告专门标明其数据计算的参考标准、统计范畴及计算方法。首先，万科明确数据统计的经营主体、经营活动范畴，比如三大范畴中的二氧化碳来源、各类业务系统的能源消耗。其次，在数据计算参考标准上，万科严格参考国家官方标准，展开温室气体排放核算，与能源总耗量的标准煤折算。

来源：万科集团2021社会责任报告

2. 第三方鉴证：招商蛇口

ESG披露鉴证有助于提高信息披露的严谨性，保障数据的可靠性和公平性。第三方审验将明确ESG信息披露报告的审验范围，参考权威第三方发布的标准，以及其他审验方法，对提供的信息、数据展开调查、评估、验证。另外，建议企业在ESG信息披露上覆盖更多的关键绩效，扩大ESG信息披露报告的审验范围。

招商蛇口2021社会责任报告通过认证机构的独立第三方审验，在审验声明书中，对招商蛇口编制的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与数据进行客观审验，依据审验方法，并给出客观的验证结论及改进建议，予以利益相关方参考。

来源：招商蛇口2021社会责任报告

3. 遵循平衡性原则：彪马（PUMA）

企业尽可能全面地、客观地披露数据，对相关正面及非正面信息能如实披露。兼顾企业正负面表现，并完整披露对负面绩效的跟进措施，将会提升ESG信息披露报告的质量。

彪马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客观披露对其不利的信息，并对负面信息披露后续反馈处理情况。比如，供应商工厂劳工的系统性加班问题。彪马针对该负面绩效实施补救措施：计划在2022年对所有T1供应商进行工时管理培训，并与选定的核心T1供应商举行根本原因分析研讨会，探索改进的机会。

来源：彪马2021可持续发展报告

三、结论

提高ESG披露质量是降低“漂绿”风险的关键。企业ESG信息披露报告应注意以下三点。

第一，用有意义的数据、案例说话，化抽象为具象。对专业指标术语进行具体解释，明确统计口径，是增强证据可信度的方法之一。

第二，采用权威标准与第三方见证。采用国际通用或行业通用ESG披露框架和指标，披露一般化ESG信息，辅助基于企业自身特定数据的额外披露，推动ESG披露标准化提高、可比性提高。

第三，确保披露的平衡性。更全面地披露，兼顾正面与非正面信息披露。

日期 | 来源：2022年6月24日 | 盟浪研究院

参考文献

de Freitas Netto, S. V., Sobral, M. F. F., Ribeiro, A. R. B., & da Luz Soares, G. R. (2020). Concepts and forms of greenwashing: A systematic review.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, 32(1), 1-12.

Delmas, M. A., & Burbano, V. C. (2011). The drivers of greenwashing.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, 54(1), 64-87.

Furlow, N. E. (2010). Greenwashing in the new millennium.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and Economics, 10(6), 22.

HSBC faces greenwashing accusations from UK advertising watchdog. Financial Times. https://www.ft.com/content/6c08ae5f-214f-4a5f-801e-6c849a3e517d

《万科集团2021社会责任报告》https://www.vanke.com/responsibility/report

《招商蛇口2021社会责任报告》https://www.cmsk1979.com/search.aspx?key=责任

中国ESG发展之路：环境信息披露进展与ESG基础设施建设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，http://www.tanpaifang.com/ESG/2020120575662_4.html 

李泉宝.(2013).企业“漂绿”陷阱的识别与防范. 海峡科学(07),37-38+55.

丛建辉 & 刘呈庆.(2011).漂绿行为研究述评及展望. 北方经贸(03),24-25.

Annual Report 2021 PUMA Familyhttps://annual-report.puma.com/2021/en/downloads.html